这份工作其实很像一项定量与定性兼备的综合研究，条件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

即便导师的研究领域与学生的学术发展不完全重合，但导师依然要在其为人、为学方面进行指导。事实上，多年来我也觉得要培养大师级人才和科技领域的世界级领军人物，的确需要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

在解决问题时，他们采取了何种思路和方法，获得结论后，他们又怎样将这些结论进一步推广。在这方面，有的学校走入了一个误区，即学生保研必须留在本校，到外校便失去了保研资格。在此基础上，对于不同的学科有所了解。其间，学生可以随时更换研究领域和导师。比如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美国斯隆奖，截至2023年，共有55名清华毕业生获此奖项，其中物理系毕业的有23人。

这些方向中，既可以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生物、化学，也可以是工科领域的计算机、电子，甚至可以是汽车工程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另一方面，我对其培养模式也有些看法。在新世纪的前8年，清华物理系无一人获得该奖项。

仅靠课堂讲授难出一流创新人才 《中国科学报》：推出攀登计划前，清华大学已经有多个关于物理学的人才培养计划，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邦芬：应该说，攀登计划是清华大学几十年物理学人才培养的一种延续。工程技术上的成功主要依靠群体力量、整体素质加上组织力。攀登计划便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至于奥赛，一方面，奥赛优胜学生确实非常聪明。

第一个问题是急功近利氛围的干扰。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总之，越是优秀的学生，就越需要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只有感受到压力，他们才能更快进步。打好基础后，基科班学生可以在大二时自由选择数学或物理，以及清华校内的其他学科方向继续学习。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 朱邦芬：之所以重视通识教育，依然源于前面提到的那个思考——学生如何能沉下心来思考一些长远的问题，激发其找到自我发展之路。在这方面，我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都很明显。

第二个问题来自我们文化和教育传统中某些不利于创新的因素。其四，我们还会想方设法邀请国内外最好的老师。当然，高考还是必要的，毕竟这是对学生的一次全面性考核，但只要达到一本线，就已经说明了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中国教育倾向于趋同化和标准化，中国文化提倡集体主义，不鼓励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国高中学生在国际奥赛中拿了很多奖牌，他们当然十分优秀，但其中有些学生却像体育金牌获得者，在教练的训练下大量做题，各种类型的题都做过，这种模式虽然有助于取得好成绩，但很难培养出世界顶尖的大师级人才。这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走出去了。

一位老师在学术上的品位如何，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这非常有利于建造大工程，有利于技术攻关，但不利于个人原创力的发挥。

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强导师的引导作用，并特别强调，导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术成长，还应作为学生的人生导师。苏联在信息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教训，我们要引以为戒。这3条路线完全由学生自己选择决定，在此期间，我们将紧密联合芯片、信息、材料、能源等前沿学科，打造方向明确、路径清晰、衔接紧密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学术视野以及对学生的指导方面，杨先生无疑具有世界水平，甚至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但目前清华物理系只有一位杨振宁，更何况他已是一位百岁老人。比如，经过我的批准，他们可以放弃一些课程的学习，或者可以用一门课代替另一门课。在这方面，学生没必要太过看重目标学校的排名。

在我们依然缺少世界一流大师的情况下，杨先生的这种学习和思考方式对于学生乃至教师的学习与授课都有很强的启发性，即在读书时，你要仔细思考很多无形的东西，并以此将大师的书籍当成确立自身思维风格的导师。培养大师级人才的五个问题 《中国科学报》：是否可以说，基科班和学堂班是 攀登计划推出前的一个基础和准备？ 朱邦芬：攀登计划的想法缘起于2018年。

其二，针对当时国内学生普遍存在的不会想问题、不会做研究现象，基科班专门开设了一门专题研讨课，允许学生从大三开始跟随某位老师进入研究组，实际观察如何做研究、如何在研究中学会此前不懂的知识。何为好环境，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有一批好学生，并且这些学生之间能产生强相互作用，这非常关键。

然而，我们的目标既然是培养世界顶尖人才，就必然对老师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品位有极高要求。可以按照基科班的做法，前两年打下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第三年根据自身兴趣选择领域和方向，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特别是高三，学生在整整一年时间里，几乎不学任何新知识，而是整天沉溺于做各种模拟试卷，有的学校甚至高二年级便已如此。然而，杨振宁先生却不满意。对于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我们感觉不错。《中国科学报》 (2024-01-09 第4版 高教聚焦）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这样的环境更适合做学问过多的学术评价不仅会扰乱学者的工作节奏，还可能被投机分子利用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

所以，有时不评价本身就是评价。其次，行政职务成为学者学术成功的重要砝码。

自循环评价具有自证和自我强化评价结果的特性，对教育和科研等学术工作的不良导向不容小觑。首先，学者的职业追求被异化为学术成果指标。

最后，很可能导致形式大于内容的虚假繁荣。相比学术工作，学者将成果评价看得更重要，两者的因果关系被本末倒置。从本质上说，减少不必要的学术评价是破解自循环评价问题的根本之道。自循环评价的显著特点是学术成果指标由有关部门自己设定，有关部门又习惯给这些成果指标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比如，帽子人才、项目、奖项、团队及基地等成果指标和获得对象大多出自各级管理部门，这些成果指标和获得对象又被各种学术评价项目大量采用，此类情况就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循环评价成分。客观上，这些学术评价结果受制于前期的学术成果指标名额能否获得，因而得到学术成果指标名额对学术机构或个人的职业发展意义重大。

综上，自循环评价带来的问题颇多。要想破解此局，严控行政权力对学术评价的过多干预最为重要。

《中国科学报》 (2024-01-09 第3版 大学观察)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国家文件多次强调科技成果评价要谁委托科研任务谁评价谁使用科研成果谁评价，就是希望通过评价主体的适切，保障评出的科研成果货真价实。